第八章 佛门好修行2(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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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每天的晚上,住持应弟子的请求,根据修学僧众的多少,或在禅堂,或在法堂,不定时集合僧众,上堂说法,为僧众开示,称“小参”。小参一般在午斋后,由侍者禀报住持后,由行者挂小参牌,通知众僧。如果不举行小参,就鸣“放参钟”,即在当晚鸣经堂钟三下。如同五参那样的定期上堂开示又称“大参”。

每天午后2点到4点,僧人要进行坐禅以静心,称“坐参”。届时,僧堂及众寮舍挂坐参牌,众僧准时入堂,首座等执事僧人也上堂入座,然后坐禅,直到吃晚粥前下牌,坐参结束。坐禅是僧人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每天的坐参外,每当重**事,在上堂前也要短暂坐禅,称“坐堂”。在《百丈清规》中对坐禅的方法和要领作了规定。

禅宗佛教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在教学方面并不注重讲读佛经,而是采用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教学方法。祖师启发弟子不是长篇大论,细说经义,而是用比喻或隐语,即用机缘语句。弟子向师祖参问,也不直接回答,或是指东指西,或是棒打脚踢,大声呵斥,等等。比如,六祖惠能的再传弟子道一,在南岳独自坐在一间禅房里,一天到晚坐禅,谁找他也不理不睬。他的师傅怀让为了引导他,来到他的禅房前开始磨一块砖。最开始,道一仍然不理睬,但时间一久,他注意到了,便问怀让:“您磨这砖头干什么?”怀让回答说:“磨了来做镜子。”道一感觉奇怪:“磨砖头哪能磨出镜子来?”怀让借机启发他:“磨砖头磨不出镜子,光坐禅哪能成佛?”

在禅宗那里,佛法的意思是不能由祖师用语言这种正常的表达方法来传授的,要从主观上自己去领悟。在禅宗语录中,弟子向师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是佛法?”而祖师们的回答不是“麻三斤”就是“庭前柏树子”一类的话,总之没一句听起来正经的。

禅宗教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症下药,随机应变。义玄在开示弟子时,就是根据弟子领悟佛法的不同程度而在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弟子已经放弃了“我执”,就是说他不再坚持有“我”这个实体的存在,但还没放弃“法执”,就是说还在认为客观事物是真实的,那么义玄就会肯定他放弃“我执”这一点,而批判他坚持“法执”的一面。反之亦然。这种教学方法让我们想起孔子,孔子正是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模范,对于性格比较急躁冒进的子路,他常常打击他的锐气,让子路学会谦逊谨慎;而对性格较为柔弱的弟子,孔子则是大胆地鼓励。

八种福田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僧人除了不去做一切恶事之外,还要做善事。这些善事就是能解脱众生苦恼,使他们得到快乐和幸福的好事,被称为“菩萨行”。

中国僧人历来有广行善事的传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唐代僧人法藏提出的八福田思想。福田,就是幸福的田,就如同将幸福的种子撒播在田间,待到秋时将收获幸福一样。僧人通过广行善事,积累功德,能帮助自己成就道果。这八种被称为“福田”的善行包括开路修桥、孝敬父母、供养病人、供养同门、救济困厄等等。

(1)救灾济贫

各种灾害给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中国佛教僧人很关注救灾事业,他们在两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祈雨。在大旱时节,往往有高僧设坛祈雨,据历史记载,唐代这类祈雨的法会非常盛行。当然,祈雨是否真的能带来多大的功效是另外一回事了。和尚们在赈灾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大灾年,寺院门口往往用大锅煮粥,分给饥民食用。有一些和尚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在南北朝时代有一位名叫法进的和尚,不忍看见饥民受苦,就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来分给饥民吃。这件事感动了官府,终于开仓赈济。隋末连年战火,民不聊生,一位名叫法素的和尚,劝说寺僧将寺内两尊金佛像熔化后换成米,赈济难民。

(2)施药治病

佛教认为,佛教僧人应该像对待佛一样对待一切有病的人,看到病人而不理不睬是犯戒的行为。中国古代出现过不少精通医术的神僧,他们中有东晋时代的佛图澄、竺法调;

南北朝时代的那连耶舍、昙鸾;隋唐时代的法进、法喜、神智等等。他们或常住一寺,或游行村落,为病人解除痛苦。从南北朝时代起,在佛教势力影响下,还办起了若干收容穷苦病人的医院。《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代的洪防禅师在河南建龙光寺,并在寺中建立一座“病坊”,也就是收容贫困病人的医院,收容的病人常有数百人。洪畴完全靠自己行乞化缘来维持病人的生活,并为他们治疗,一天也不懈怠。他的事迹被

武则天得知,受到特殊的礼遇。像少林寺这样的大寺甚至还设有药局,选僧人中精通药理者主持,为穷人看病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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