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所用,用中又学（1 / 2）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诉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