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压之下（1 / 2）

第六章 重压之下

2015-08-29 作者： 陶纯

第六章 重压之下

19．真是个好场子张蕴钰在敦煌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精干队伍，带了8辆车，携带了可用10天的各类物资和一部电台，带着一张沙俄测绘出的新疆地形图，于1958年12月24日晨，顶着漫天风沙，经玉门关向西而去，一头扎进了罗布泊.

这是一片千古死寂的茫茫荒原，没有人烟，没有生命，只有海Lang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清冷沉寂的古老废墟……在这片荒漠的中心地带，便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楼兰王国的遗迹。近代西方探险家来过这里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小分队摸索着前进，在死亡之海的边缘穿过，到达孔雀河边。这一天，他们逆河而上，又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公里，通过目测，可以看出这一片戈壁地域开阔，比较平坦，他们选了一个点做中心，然后以此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质。往远处看，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都很高大，海拔在5000米以上，像两道巨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土山和丘陵，再向南是一往无际的沙漠。这个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把这里作为核试验场，算得上是天造地设。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小分队在罗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附近就做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小分队几经周折到达鄯善，张蕴钰马不停蹄回北京汇报。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和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乘飞机到达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视察。从飞机上往下看，孔雀河至北山60余公里，东西长约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条件较好，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还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方向，有一个叫铁干里克的村庄，但也在120公里之外。万毅中将忍不住说：“真是个好场子。”

春节过后，苏联专家加入进来，进一步进行勘察，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有一个叫库巴的苏军大尉，因为在戈壁滩上住帐篷睡地铺，嫌生活困难，整天拉着脸，不高兴。我们的人给他找来一**丝床，他还是不满意，说你们陈司令（陈士榘）来了，你们能让他住大帐篷吗？

有一天深夜，别人都睡了，来了四五个将军，有上将、中将、少将，他们也都睡地铺，把稻草往地上一铺，躺下就睡了。天不亮就又走了。库巴大尉起床后，问翻译，夜里来了什么人？翻译告诉他，陈司令来了，万毅部长、常勇政委、张蕴钰司令等人，也都睡地上。到了第二天夜里，将军们又来大帐篷里过夜，库巴大尉一夜没睡好，不敢起来小便，早上憋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出脚要从上将的头上跨过去，我哪敢啊。到这时，他才知道，让他睡钢丝床，确实已经是特殊照顾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抱怨。

195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张蕴钰带领创业者们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大片清澈的湖水令疲惫不堪的人们精神百增，他们扑到湖边，尽兴地喝，又把自己洗了个干干净净。张志善往北京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香味。”

刚担任新成立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看到电报哈哈大笑：“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了！”

离湖区不远的一片平坦的土地上，有一丛丛美丽的小花朵迎风摇摆，当地人说，这种花儿叫马兰花。张蕴钰随即兴之所至，把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命名为“马兰”。

从那以后，马兰就成为核试验基地的一个代称。人们一说马兰，就是指核试验基地。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后来成为基地成立的纪念日。

基地第一次党委会是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召开的。开会那天，地窖门口的屋檐下，有一窝小燕子正在破壳。一大早，张蕴钰就叮嘱来开会的人：“脚步轻点，嗓门小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张蕴钰仍然记得那窝小燕子破壳而出的情形，他喃喃地说：“戈壁滩上，这些小生命，多不容易呀……”

20．导弹研制要“爬楼梯”

195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导弹研究院政委刘有光把六室主任任新民叫到办公室，让他带几个技术人员和工人到满洲里去，负责接收苏联援助的P-2导弹样品。这是国防新技术协定里注明的，苏联援助中国两枚P-2导弹和全部的技术资料。刘有光特意叮嘱任新民：“这次任务事关我们和苏联两国的军事机密，到死也不能告诉无关人员。”又说：“到达满洲里以前，随行的其它技术人员暂时也不要告诉他们。”

任新民郑重地点点头。他和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人员都严格执行了这个承诺，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已公开对外报道，人们方知当年神秘的满洲里之行，是去接回苏联的导弹。

经历了天寒地冻的几个昼夜，他们终于在满洲里的边境线上，等来了苏联方面的专列。由于苏联铁路是宽轨，中国铁路是窄轨，双方车辆需要调换车皮，为了保密，这项工作必须在深夜进行。任新民和同事们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配合苏军士兵进行装卸，然后，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护卫下，导弹专列平安驶抵位于北京南郊长辛店的一分院。当时一分院只有一幢四层楼房，挡不住这枚近18米高的导弹，同样为了保密，在导弹的四周搭起一个大席棚，把导弹围在当中，不让人看见。

P-2导弹是苏联在仿制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改进的地对地导弹，射程约590公里，导弹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20.5吨，火箭发动机采用液氧和酒精作推进剂，推力为370吨。苏联当时最先进的导弹是P-12，尽管P-2已经大大落后，但中国仍然视为宝贝。拉回厂里后，除了少数人可以接近外，绝大多数人不许靠近。北京军区的几个将军来找聂荣臻，他们都是聂的老部下，提出要看看导弹，聂荣臻不同意，他们赖在家里不走，并且说，我们都是军以上领导，绝对不会泄密。最终聂荣臻也没有同意。

钱学森带领导弹研究院全体技术人员，消化吸收P-2。这时候，导弹研究院已经初步建立起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等10个研究室，由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梁思礼等科技专家领衔。几个月后，苏联方面又运来了P-2导弹武器系统的各种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和部分工装模具、检验设备，一批专家也来到导弹研究院，对中国科技人员传帮带。最初一切都是友好的，顺利的。苏联方面对推动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初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正式部署，展开对P-2导弹的仿制，要求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导弹的总装出厂，争取国庆节前后试射，为此，将仿制P-2导弹的任务代号称作“1059”，隐含1959年是建国10周年之意。后来还有人考证出，红军长征途中使用的电报密码里，1059是个“鹰”字。

当时正是大跃进最热闹的时候，受工农业战线放“卫星”的影响，导弹研究院很多人也是不甘寂寞。有人看到从苏联弄来的导弹样品，说：“这玩艺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敲出来了，可它不是导弹，不能实际操作，其实只是个空壳子。还有人说：“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有的说：“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这就更离谱了。院里有些领导还不习惯按科研、生产计划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的方法，代替科研、生产计划。

面对这种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现象，聂荣臻严肃地告诫他们：“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会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这就是当时传诵一时的“爬楼梯”理论。

不仅导弹、卫星这边盲目“跃进”，原子弹那边也有人头脑发热，最典型的体现在全国好多省份，全民“土法炼铀”，把挖出来的铀矿石用土办法提炼其中的铀成份，不仅造成极大Lang费，而且严重污染环境。这些事情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批了八个字：先写楷书，再写草书！意思是国防尖端事业不要冒进，要一步步来。

在聂荣臻等的努力下，导弹仿制工作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渐渐走上了正规。

这期间，聂荣臻报经彭德怀同意，代军委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航委）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聂荣臻成为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不久，聂荣臻又担任了国家科委主任。至此，聂荣臻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后来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这个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1．天天想象原子弹是什么样子1958年夏，张洁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她是苏州人，人长得文静、漂亮，性格也爽朗，平时是个活跃分子。她在大二时就是党员了，因此毕业前，党总支书记找她谈话，神色严肃地希望她能到二机部的一个单位工作。她当时根本不知道二机部是干什么的，心想既然组织上提出了，那么就答应吧，她想都没想，也没和父母商量，当场就在一张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党总支书记再三叮嘱她，暂时不要把分配去向告诉任何人。

去单位报到那天，她没有让人送，自己带着介绍信，提着简单的行李，转了两次公共汽车，七拐八转，才来到位于北京北郊的花园路上。路两边都是半人多高的高粱，只有一处工地，主体建筑还没有封顶，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但门口却有双岗，还有人巡逻，士兵都是荷枪实弹。显然就是这儿了。

张洁快走到门口时，有个人从后面喊了她一声。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同班同学丁健飞。丁健飞也提着简单的行李，看样子也是去一个单位报到。丁健飞问她去干什么。她想起学校领导的再三交待，不能给任何人说，就含含糊糊地说，到附近来找一个亲戚，可能迷了路，正转悠着找呢，不过应该快找到了。丁健飞说他去单位报到，单位也在这一带，以后多联系啊。他就往前走了。

到了傍晚，到工地临时食堂打饭时，张洁才发现，丁健飞也端着碗来了。原来他们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因为保密的原因，谁也没敢透底儿。来报到时，显然都故意打了马虎眼。二人相见，哈哈一笑，这事也就过去了。

张洁和丁健飞来这儿后认识的第一个领导便是邓稼先。邓稼先虽然是他们的主任，但他没有任何架子，部下都叫他“老邓”，而不叫他“邓主任”。他们来的时候，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胡思得也刚来没几天。邓稼先开始也没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只是带他们干活、看书。因为要搞建筑，首先要把没成熟的高粱砍倒。邓稼先带领他们几个年轻人砍高粱，搬砖头，当泥瓦工，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干。新垒起来的小屋当宿舍，墙是湿的，地是湿的，被窝也是湿的，好长时间洗不上澡，身上都长了虱子。白天一晒太阳，浑身痒的受不了。张洁和两个来自北大和北航的女孩子住一起，生活很苦，但没人叫苦，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这里将是保管原子弹的地方，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将从这里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伟大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他们无比的幸福……

星期天，有时候邓稼先带几个年轻人，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里买书，运气好的话，能买到一两本有用的物理学方面的外文书籍，每逢买到有用的书，大家就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一路上嘻嘻哈哈往回走。

当时他们最宝贵的一本书，是哥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是钱三强访问从苏联时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么一本。那么多人要看怎么办？大家就刻腊板，印出来，人手一份，书里面有很多图，也要画出来。冬天来了，天气冷，新盖的房子，没干透就住进去了，潮湿得很，又没暖气。马路对面的副食店里，有个火炉，晚上大家就跑到那儿去，围着火炉看书。在那儿看，不敢说，回来了再讨论。邓稼先有个好办法，大家看一章，他就组织讨论一章，都是年轻人，很热闹、很自由，互相探讨，互相启发，说错了也不怕，每个人进步都很快。

在二机部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作为办公楼的一座灰楼很快建起来了，从此，灰楼成了核武器研究院在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但花园路这个隐秘的地方，它最初是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模型、技术资料而规划的。只所以选这儿，是因为这儿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

存放原子弹的模型，按照苏联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深坑，后边紧挨着是八间房子，保存技术资料用。里面还要堂各种各样的设备，比如保温、保湿等等。还要有各种各样的保密措施。二机部要求李觉，限期一个月建好，因为苏联方面随时会把原子弹的模型运过来。时间太紧了，研究院没有能力这么快建好它，李觉只好去找他的老战友、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听说那么重要，万里一口就答应了，派来了施工队，结果用40天的时间建好了。

建好了仓库，李觉、邓稼先他们就天天等，盼那个原子弹样品快点来；张洁他们天天想象原子弹是什么样子。

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他是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另外两名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他们都是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三位专家来华的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且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苏联方面认为中国方面修建仓库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只用了40天。

钱三强、刘杰、李觉、吴际霖等人陪同苏联专家检查仓库，看了一圈后，涅金比较满意，但马斯洛夫提出：“这么重要的设施，应该有围墙，有电网保护起来，还应该有严密的保密措施。”

李觉答应马上照办。不几天，库房的周围围起了高高的红色砖墙，墙上安装了铁丝网，库房门口也布上了岗哨。但马斯洛夫皱眉指指脚下的土路，说：“原子弹模型非常敏感，这些路不符合要求，不然运来了模型，也无法通过这样的路运到库里去。”

李觉只好又说：“好的，路我们立即修好。”

修路的时候，聂荣臻、陈赓、宋任穷、钱三强等领导利用晚上时间，都来参加过义务劳动。很快铺上了沥青，路很平整，应该说无可挑剔了。谁知，三位专家来验收时，马斯洛夫指着模型库房的门窗，又说：“这种普通窗户不行，不符合保密规定。”

李觉等人愣了。

担任负责人的涅金态度一直很随和，他也不高兴了，说：“马斯洛夫同志，第一次、第二次来你为什么不提醒呢？这样Lang费了他们，也Lang费了我们的时间，还有什么问题，请你今天一起告诉中国同志。”

马斯洛夫说：“就这个问题了。”

涅金就对李觉道：“把窗户装上铁栏杆就行了。”

李觉马上说：“我们很快就能办好。”

涅金总结说：“好吧，这里一切都很好，完全符合要求，我们不再来看窗户问题，我们马上向国内报告，请示尽快将模型和技术资料运来。”

这让李觉等人喜出望外。

但是中国企盼的那个“宝贝”，却始终没有等来。在当时，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其中的很多人并不知晓它迟迟没来的原因。

22．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也许要从1958年4月说起。

1958年，苏联连续向中国提出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隐隐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

4月18日，彭德怀收到一封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写来的信。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苏联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苏联和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资金可以主要由苏方承担。

中国最高层反复研究了这封信的意图。毛泽东认为：这封信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同意，必有伤和气，尤其是苏联帮我们在前。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现在困难不搞，将来强大了也不搞；主权问题更是半点不能含糊。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多次研究后，决定：同意建这个电台，就按苏联方面提出的1958年至1962年建成，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欢迎苏联提供技术支持，但一切费用由中方全部承担，由我们来管理，所有权是我们的。

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把上述意思说了。但是，苏联方面对中国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性立场不予重视，一个月后，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

苏方的协定草案中国方面不能接受。

就在中苏双方为是否共建长波电台一事发生争执期间，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问题。当时，苏方多次向中方谈到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势和苏联研制新型潜艇的情况，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先进的海军装备。6月28日，周恩来据此给赫鲁晓夫写信，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议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在中国提出上述要求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突然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1日在中南海和尤金见了面。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彭德怀等人。

双方稍事寒暄，尤金就说：“今天我来拜见主席同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赫鲁晓夫同志，让我以他的名义向您提出，为了应对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希望同中国商量，我们双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毛泽东一愣：“又是共同，建在哪里呀？”

尤金说：“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水艇，这种潜水艇就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的。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毛泽东突然有些愤怒了，说：“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要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你们得说清楚。”

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严厉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走了，彭德怀来回走着，生气地说：“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