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残酷的军队(2 / 2)
梁林问:“哟!班长,一阵子没见,抽上玉溪了,是不是涨工资了?”
老班长说:“哪有,是上次你们魔鬼训练,有个领导给了我几包,我一直留着没抽。”
“那看来班长的关系不小啊,那天来的可都是副团级以上的领导啊,还有人亲自给您送烟?”
老班长笑笑,不说话。
汪东辉回来的时候,路过葡萄园,顺手摘了两串葡萄,递给老班长。
“这回的葡萄熟了,可以吃了。”汪东辉摘下了一颗,吃进嘴里,葡萄甜的让他忘记了吐皮。
三人吃完葡萄,擦了擦嘴,汪东辉感觉没吃够,想再去摘,但被老班长拦住了,“先抽根烟吧,葡萄吃多了,小心拉稀。”
汪东辉接过老班长递来的玉溪后,说:“哇塞,班长,您这烟不会是您晚上趁人家睡着后,去服务社偷的吧?”
“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是三支队的副政委送的。”老班长说。
“他为什么送您烟?是不是想勾结你,卖农场的菜?”汪东辉问。
“不是,他给我烟只是………。只是…。。”梁林跟汪东辉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听着班长继续说下去。
“好吧,告诉你们吧,不过说来话长,还记得上次我给你们说我转了士官后,要探家,但教导员不让么?”两人点点头。
“我当兵第五年的时候,面临着复员,我那时已经铁了心要走,而且要兑现当初教导员给我的承诺,他说过要让我入党,我准备去找他的时候,没想到他先来找了我,他说他听说我要走了,但我的党员,已经让给了别人,那个人训练时摔断了胳膊,当了五年兵,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我的党员就这样没了。”
“那后来呢?”汪东辉问。
“后来教导员说,还是希望我继续转二期,理由同之前一模一样,什么我一走了,新兵就吃不上饭了等等,唯一变得就是,党员给我留到二期,等我二期结束时,再给我,而且教导员还告诉我,近期士官的工资会上涨,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每月的钱,都打给家里,转了二期后,工资会翻一倍,于是我又没忍住,转了。”
“那,再后来呢?”汪东辉继续问。
“再后来我又种了三年菜,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我的汗水洒过,但我并不觉得累,因为我把每个月的工资打到家里的时候,老人家别提多开心了,而且那时候有奔头了,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和我的党员介绍信,让我不觉得枯燥,可就在我第七年的时候,教导员升职了,他去了三支队,当了三支队的副政委,我第八年面临复员的时候,到处拖熟人帮我联系他,可他迟迟不肯出现,最后新的教导员过来给我说,入党制度严格了,入党的首选,主要针对训练突出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我八年都白干了,我种出的菜,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兵,有的新兵现在都当上干部了,而我……………”
老班长吸了口烟,意味深长的说:“而我还在这里种地,有时想想,觉得也没什么,革命军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呵呵。”
老班长接着说:“同乡的战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结婚了,让我回去参加他的婚礼,但我哪回得去?有的战友复员后,当上了老板,没复员的,大多都提了干,立了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梁林听完老班长说的话后,觉得自己的军旅路,也在步老班长的后尘,十年,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无私的奉献,和对部队的忠诚。
老班长继续说道:“我不用点名,不用训练,不受班长的管理,也不受任何制度的束缚,但十年如一日,我从没违反过任何纪律。”
梁林从老班长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走到现在。
老班长接着说起了转三期士官的过程;
“新教导员脾气很差,他每次路过东沙这破地方的时候,也不来农场看看我,在我第八年面临复员的时候,他才坐着汽车过来了,他给我说转了三期之后,军龄结束时可以按照转业的待遇,分配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会让我入党,我一想,我前八年都是为了党员而奋斗,才坚持了过来,不在乎最后的四年了,于是我一咬牙,肩膀上就多了一道拐(三期士官的军衔为一条粗拐,加一条细拐和两把枪),那天老教导员,也就是三支队的副政委,他看完你们的魔鬼训练后,刚好过来跟我在宿舍里叙叙旧,我炒了几个菜,买了瓶酒,跟他聊了很多,他最后喝的有点晕,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也许他心里愧对于我,但我已经不在乎什么了,这烟,就是他给我的,我平时哪会买这么贵的烟呢,呵呵。”
革命军人是无私奉献的,梁林觉得这种精神,有时并不是用生死来体现,和平年代的军人,而是用青春,年华,将这种精神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用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几年时光,弥补了万里长城的一处缺口,无论风雨,都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梁林想到了《士兵突击》里面,许三多去过的草原五班,草原五班流传着一句话“所有班长的地狱,所有孬兵的天堂。”农场里没有班长,也没有孬兵,只有一位老同志,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挥舞着锄头。
a、b队的口号再次响起,梁林和汪东辉跟老班长道别后,跑回了部队的食堂,给班里的人打饭。
午睡时阿星告诉梁林说:“梁林,听说老连队要比武了,但人手不够,要从咱们新兵里挑人参加,你有没有想过重返b队?”
“没有,我认为现在挺好的,等两年一到,就复员,再说了,就算我想明白了,也要去a队,b队跟c队在领导眼里,同样被瞧不起,你看蒋涛,每天在b队被练的跟狗一样,排长有正眼瞧过他么?”
阿星又说:“行,我希望你能想明白,然后跟我一起在a队奋斗,听说这次比武很重要,如果表现好,能立功的,加油,梁林。”
老连队每年都会参加比武,同其它三支特战分队。
比武的科目有很多,只要任何一项取得了个人第一名,立功的几率就很大;刁腾和单阳的班长老叶,就是在每年的比武中,打手枪立的三等功;老叶一共立过六个三等功,优秀士兵的证书更是多的不能用本来计算,得用厚度。
五支队的特勤中队,随便打听老叶的名字,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的,八年的军龄,是特勤中队所有老兵中,军龄最长的一位,三期的士官不会来到特勤,因为已经老的练不动了,所以在特勤,二期士官就是王者。
五支队的特勤前身,是老八中队,90年代的时候,因用数十条生命,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老八中队被中央授予了“卫国英雄中队”的荣誉称号,老八中队的口碑,是五支队最好的,训练,也是最猛的,那时候的武警,有死亡名额,如果某人因为训练死掉了,也不足为奇。
老叶在特勤中队,是唯一一名背负着老八中队旗号的人,他经历了非人道的训练,和打骂体罚的制度,经历了老八中队演变成特勤部队的过程,也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任务。
特勤老连队的所有班长和副班长,全是老叶一手带起来的,他的一句话,比队长和指导员的话都管用,老叶进入第八年后,面临着考国家公务员,公安特警,所以他放弃了教员的职务,放弃了再继续培养骨干,而是选择在东沙,带一帮新兵蛋子。刁腾和单阳,以及整个2班,在他的带领下,成了一师特战预备队的一把尖刀,二班的人,没有病号,没有c队,只有两人在b队,其余的人,全在a队;老叶从不管2班的队员们,每天自己在健身房做做力量训练,拉拉单杠,练习一下射击动作,以迎接公务员的考试。虽然老叶不管班里的兵,但每个人都自觉的很,班里的一日生活制度跟地球一样,形成了自转,每人每天该干什么,从不用老叶亲自督促,每一名2班的战士,都能起到副班长的作用,那股团结协作的精神,把其它班甩的远远的。
梁林和阿星所在的三班,跟二班比简直是糟糕透了,窝瓜班长在与教员和班里战士的衔接中,出现了种种问题。
窝瓜班长总是积极的向老马领取各种任务,并保证班里的成绩会大幅度提升,老马给了他几次机会,但3班的步亚飞一走,a队的队员就剩下阿星跟任阳了,b队就蒋涛一人,梁林跟汪东辉在病号队,其余人都在c队,这样的作战团体,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屡屡碰壁,百试不爽。
老马一次次失望,达到绝望的时候,他指着窝瓜班长说:“韩胖子,**带的都是什么兵啊?还能不能干?”最后3班成了一个傀儡班,对外的宣传是非常英勇善战的,但内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没有一点战斗力。
窝瓜班长想力挽狂澜,于是在班内召开了班务会,讨论一下班里到底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梁林和汪东辉认为导致成为这样的局面是因为c队的人太多,而c队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病号队最起码还能保证后勤力量,解决班里的杂事小事,让其他成员全心全力的训练。
而c队的人则认为,是因为a队的阿星跟任阳不把训练精髓传授给他们,导致c队的人有心无力,想积极训练,却找不到捷径,只能原地踏步,有个人甚至还说:“是因为任阳天天放屁,熏的我们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还训练个屁啊!”
任阳躺枪了:“你有病吧,哪有人不放屁的?”
阿星说:“不是我俩不教你们,因为训练本身就没有捷径,全靠个人的吃苦意识,而且不管咱们训练强不强,首先不能起内讧,不然这样会不战自败的。”
b队的唯一一名成员,蒋涛站起来说:“3班是个整体,个人的影响很难决定3班的气候,所以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我们遇到问题首先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要从自身找找问题,从根本去解决,而不是现在你一言我一语,谁都不敢担当。”
蒋涛是班里最没有存在感的,也是自始至终,跟梁林和汪东辉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人,梁林知道蒋涛瞧不起自己,也知道他瞧不起病号队的所有人,他一心想在班长面前表现,用自己的优势跟c队人员的劣势相比较,来凸显自己的能力。他经常给班里的人穿小鞋,故意在班长面前告状,借此可以跟班长去厕所单间,混根烟抽,他的做法令班里很多人感到恶心,唯独窝瓜班长不能明辨是非,认为他是有集体荣誉感,忠于三班的人。
班里的人都知道蒋涛他这是想显摆自己,谁都没接他的话,蒋涛尴尬的站着,见没人说话,于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对班长说:“班长,我说完了。”然后屁股重重的坐在凳子上。
梁林之前有好几次想动手打他,但每次都被汪东辉拦住了:“跟这种傻逼较什么劲,打他还会脏了自己的手,何必呢?”
这次的班务会,以不欢而散告终,梁林在厕所独自一人抽着烟,心想:三班,真的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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