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民网络参与的双重效应（1 / 2）

一、公民网络参与对政府管理构成巨大挑战

（一）公民网络参与冲击政府行政理念

长期以来，受到封建政治传统和建国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政府及很多政府官员形成了较为顽固的政府行政理念。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传统行政理念越发不能适应当前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在西方，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等政府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我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但是，整体看来我国政府并没有摆脱传统行政理念的束缚，缺乏对政府权力来源和服务目标的认识。而网络参与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政府行政理念，迫使政府改变固化的思维方式，加速其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首先，网络参与冲击政府社会管制理念。管制理念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权力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使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之下，很少有自主行动的余地”。管制型政府得以运行的基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政府能力的无限和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在互联网产生之前，在我国管制型政府的这三大基础比较牢固。但是网络参与的兴起，管制型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公民通过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挑战政府权威，网络民意的聚集产生了足以与政府抗衡的社会力量，消解了原本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力；在信息时代，社会公共事务呈几何级增长，在社会治理中全能政府将不复存在，政府失败随处可见。想实现“善治”的目标，政府必须与公民和社会进行合作，使公共管理吸纳公民参与；互联网上信息传播的方式彻底打破了政府的信息垄断，当公共事件或政治社会焦点问题产生，信息会迅速在互联网上扩散，为了避免社会的猜疑和恐慌，政府不得不将信息向全社会公开。

其次，网络参与冲击政府为民做主理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好官的定义是能够为民做主，为民做主也就成为几千年民众的政治期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主张各级官员为民做主，这成为政府工作的惯性思维，以至于民间流传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俗语。互联网兴起后，民众不再满足于得到清官、好官的眷顾为自己做主，而是更加追求在公共事务中自身的主体地位。网络参与带给公民亲身参与、亲自体验的现场感，使政治与公共管理不再是与民众自身相距遥远的精英活动，而是民众能够亲自融入的与政府的交流互动。这种追求个人偏好的表达和行动要求政府改变为民做主的思维惯性，不需要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事事替老百姓决定。民众需要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和条件下的自治，这种自治以意见表达为先导，而互联网和网络参与成为了公民真正意义上自己当家做主的最佳渠道。

第三，网络参与冲击政府“官本位”理念。“官本位”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了封建政治价值观。“官本位”是指国家的社会价值观由“官”来衡量，价值的大小由官的大小决定。**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一切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形成了一系列“官本位”政治产物：如严密的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和谄媚、以官的等级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民众对官的畏惧心理与渴望做官的心理并存等等。可以说，“官本位”思想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网络却悄悄侵蚀着“官本位”的根基。在互联网上，人的社会地位和种种符号被隐匿，网络社会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都以网民的身份平等对话，没有等级之分。在互联网上，网民可以直接向政府或者官员进行意见表达，草根政治的特点初步显现。公务员和许多领导干部也一改平日高高在上的官方形象，以网民的身份与民众进行交流，以聆听者的心态对待民众的利益诉求，这无疑实现了对传统“官本位”思想下的政治形态的突破。

（二）公民网络参与揭露官员行为不检

官员的行为不检是政党和国家发展的毒瘤。贪污**、作风腐化等官员道德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和政府明确惩治的对象。中国的反**力度不可谓不严厉，每年都有一大批贪官落马；但中国的**问题不可谓不严峻，各行各类**行为仍层出不穷，可谓“前腐后继”。传统的反**措施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查处，寄希望于道德的教化对官员施加影响。以体制内监督为主，社会监督明显不足，这种制度缺失是腐化分子得以猖狂的重要原因。许多贪官抱着“天高皇帝远”的心态，侥幸自己是“漏网之鱼”。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彻底粉碎了腐坏分子的痴心妄想。网络反腐成为当前治理**的一大利器。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而“网络曝光”成为公众最愿意选择的反腐渠道。借助网络庞大的信息搜索和传播能力，官员的任何不检行为都有可能立刻在互联网上曝光，并引发网络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数量庞大的网民群体可以搜集到**分子较多的**证据，为纪检监察部门提供办案线索和案件来源。近年来，因被网民在互联网上揭发而落马的官员层出不穷。2008年2月，徐州市泉山区委书记董锋被网络论坛以“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为题，曝光其“一夫二妻”的劣行。遭到网上举报后，董锋先被免职，后因情妇受贿案遭逮捕。2008年9月，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在欧洲考察结束之际以腰椎病痛很严重，需卧床静养不宜乘机为由，滞留法国。网络爆料其治病是假，借机潜逃是真。随后杨湘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08年10月，有网友爆料，一位自称北京来的高官的中年男子在深圳市某酒楼猥亵一名11岁女孩子，帖子发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经人肉搜索，网友称这名男子时任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在事件发生两天后，深圳海事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林嘉祥已被停职。2009年初，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因对媒体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不当言论，引发以网友关注，经“人肉搜索”曝出其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引起社会舆论极大关注，2009年10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0年2月28日，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日记在网上广为流传。该日记记载了韩峰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收受贿赂等内容，被称为新的“官场现形记”。2010年3月13日广西自治区检察院批准对韩峰进行逮捕。2011年6月，江苏省常州溧阳市卫生局原局长谢志强将他在微博上约美女开房的“**”消息“直播”，遭众网友“围观”引发轰动。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开房局长”主动向当地纪检部门“自首”，说明情况。目前他已被撤销溧阳市卫生局党委委员、副书记和局长职务。

通过分析近年来的案例不难发现，网络反腐所爆发出的强大舆论监督力量对**分子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网络反腐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与肯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当前反**工作的一大突破口，可以说在网络时代**分子再也无法高枕无忧，互联网和公民的网络反腐行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反**的战略格局。

（三）公民网络参与质疑政府政策绩效

政府政策绩效的好坏取决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发展能否产生积极作用。政府绩效评判的标准应该由民众决策，绩效评估应当吸纳民众参与。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满不满意是工作的最高标准。”虽然目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尚未广泛地吸纳公民参与，而多采取政府内部评估的方式，但是民众对于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合理性却越发关注。在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网民对政府行为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满和质疑。面对当前汹涌的网络参与，政府决策必须慎重考虑是否顺从民意，政府执法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定的框架之内。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使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内，政府的任何行为失当都可能在互联网上引发大规模质疑和责难。

首先，网络参与质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科学合理是政府决策的基本要求。合理的决策要求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但在政府决策中，“拍脑袋”决策、“GDP”至上、“政绩工程”、“一把手”独断拍板等决策方式导致很多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决策付诸实际。在“厦门PX”事件中，面对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复的重大决策，从普通民众到政协委员，从学者到大众传媒，为了保护厦门的生态环境通过网络和现实的多种途径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表达了民众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代价的不满和愤慨，最终成功地使政府改变决策，将项目迁址。2009年杭州实施公车改革，其要求是除公、检、法以外，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在全国尚属首例。与此同时杭州采取发放“车贴”的替代政策，“车贴”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这引发了网民的大量质疑，担心因此造成车贴到手公车照用，“公车赎买”等更大的**，还有网民计算局级干部每天的车贴超过120元，明显偏高。尚且不论杭州这次公车改革是否成功，单就其引发的社会关注和质疑来说，就是对政府权力的极大制约，在网民的视线范围内，包括公车改革在内的种种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经受住网民的拷问。

其次，网络参与质疑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执行是一项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威尔逊认为，执行一项政策比制定一项政策困难得多。当前我国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基层执法人员在政策执行中往往偏离了政策制定初衷，造成政策执行“走样”。2007年“史上最牛钉子户”引发网民关注，在对政府强拆行为声讨的同时引发对我国拆迁政策合理性的深度思考。2009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中网民对政府做出的死因解释进行猛烈抨击，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看守所管理制度上的种种弊端。2011年6月一位网民在天涯社区发帖直指贵州公务员招考办事效率低下、考试时间没有明确安排、笔试完两个月不安排面试、招考过程不透明等问题。4天后，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做出了回复，表示尽快整改。2010年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网友和社会热议，政府奖励举报黑车的良性政策初衷却形成了设圈套坑害好人的恶性政策结果，引起政府和全社会对规范基层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关注。

（四）公民网络参与考验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能力是政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进行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中体现的能力。政府治理能力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善治。从内容上看，政府治理能力包含政府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治理能力；从过程上看，包含决策、执行以及监督能力；从职能上看，则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网络参与的出现使公民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力量和话语权得以彰显，公民不再是社会治理的接受者，而以主人的姿态审视政府种种社会治理行动。网络参与对政府治理能力构成了极大挑战，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控制、矛盾协调、危机处理等方面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更加接近“经济、效率、效能”的治理目标。

首先，网络参与考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能所在。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度重视履行经济建设职能，忽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当前，人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政府较为落后的公共服务提供上产生了较为深刻的矛盾。互联网上网民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公共服务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2006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疗费震惊了全社会，哈医大二院对仅仅住院82天的患者收取130余万元医疗费引发了民众大规模指责，同时暴露出政府在医疗服务监管中缺位严重，造成了医疗行业乱收费、老百姓看病难等公共服务难题。2011年发生在甘肃省的校车事故导致21名儿童死亡。一时间校车安全问题引发网民和全社会的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对发生在各地的校车安全隐患频频报道，政府采取应急措施，立即启动校车安全方面立法。互联网上许多网友反思校车安全事件频发背后是我国当前农村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村儿童没有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严重不公。

其次，网络参与考验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对没有预料到的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威胁事件的管理。这些危机事件大多属于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社会安全事件等。在互联网时代，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在互联网上，并迅速传播，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广大网民对事件的持续关注、评论甚至猜测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互联网上对于事件的关注持续升温，并占据着事件发生后若干时间内互联网关注话题的中心。网民要求政府持续发布事件最新进展，迅速查明事件原因和责任，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虽然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了事件的最新情况，包括政务微博在内的各类媒体持续报道，但网民对于政府的种种处理方式仍产生较大质疑，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政府构成巨大的压力。

二、公民网络参与对政府管理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