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一章 左宗棠的魄力（1 / 2）

盐务乃暴利，君不见大名鼎鼎的扬州盐商，个个家中豪富银钱无数，联合起来的财力就连广东十三行都不一定比得上。

吴可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了筹钱也搞过盐务改革，却并没有深入捞一票就抽身离开，免得陷入盐务这个大泥潭中。

历来盐务就是官场大泥坑，就算再清高再洁身自好的官员，在盐务上躺过也得惹上一身腥，因此落马掉脑袋甚至抄家的事儿数不胜数。

吴可又不是很缺钱，乡勇队旗下产业盘子虽不如盐业巨利，但也是日进斗金的朝阳产业，犯不着为了官府的事把自己搭进去。

左宗棠就不成了，他手下楚军战力不错，但没形成像乡勇队这样的军事经济集团，手头虽说不拮据但也宽裕不到哪去。

福建的财政那只能用糟糕来形容，因为太平军肆虐的关系，加上地理位置和土地贫瘠，又要负担沉重的军费财政状况很不乐观。

左宗棠自不会傻到拿自己的钱贴补官府，不是他没这份经济实力，就是他愿意朝廷也不会答应。

再说了，楚军也需要他自己拿钱贴补，就算能匀出部分钱财相对整个闽浙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想要搞钱只得内部挖潜。

盐务自然是最好的目标，只要他不亲身牵涉其中，就不必担心因为财务上的原因惹祸上身。

不久，左宗棠又上奏请求在福建试行票运。他说：”闽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全纲受病，亦非一端。……计惟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庶可借图整饬。”

于是，左宗棠”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之请”。通过”试办票运，实收实解，方且一洗从前挪移陋习。从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无侵蚀之事可见。旧商只令照额认为，分别买票帮销，完缴课厘，不准挂欠，一切浮费概行革除”。

左宗棠在福建试行票运还没半年，”所收实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而且”察之商情，均以为便也”。这说明各种”浮费”的数目要比朝廷对盐务的正课高出二至三倍，左宗棠把盐务称作”腥羶之场”、”奸弊之薮”不是没有根据的。

与此同时左宗棠将上自闽浙总督衙门，下至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所裁之数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切杂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者，一经厘革净尽，群情欣然，如沉疴之释体”。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建议将盐商历年”积欠带输筹银分别减免，总期商力稍纾，渐能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可以盈补绌”。他在福建试行闽盐票运半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于不久前上奏请求将闽盐票运著为定章。

他表示半年期内尽心筹办，取从前销册两相比较，赢绌迥殊。如果著为定章，得人而理，庶几弊尽利生，商民均便，有裨国计，良非浅鲜。设非遇阴雨过多，场壤缺产，地方有事，馆埠滞销，课额当不至过于减少也。……如有额外加买运帮行销者，固听其便；或销数短绌，事出有因，以至本代票额不能买足者，亦似应准予尽征尽解，不限以额，俾纾商力而保利源。

就这样，闽盐票运制度的实施，使得所有愿意运盐的商人都可以通过领票的方式进行较为自由的运销。左宗棠盐务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商民均便”和”纾商力”。这同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的淮盐改革颇有相通之处。

陶澎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商困课绌，发岌不可终日”的问题。道光十五年十二月（1836年1月），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林则徐对陶澍的票盐改革予以赞赏，认为前督臣”陶澍于辛卯纲起，将湖运滞食各岸减轻科则，改行票盐”，是”试行有效”的。

曾协助陶澍进行淮盐改革的魏源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显然左宗棠继承了陶、林、魏的思想和作法。

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对陶澍的淮盐改革表示敬佩，他认为”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澎创行票法以救淮北之穷，严剔陋规以除准南之弊”是卓有成效的，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行之不久便受到”格守遗法”者的干扰，加上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金陵被陷，盐法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