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九节 内讧（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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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那个陈邦傅还真不是个好东西，他本是绍兴富户子弟，靠贿赂才得以中武举，在广西为将，无恶不作，在市井上欺压百姓，开设赌档聚敛钱财，放高利贷盘剥贫民。

适逢其会，这样的人渣有时却能一飞冲天，只因为迎隆武皇帝入广西，竟然获封国公，但是跋扈自雄，与朝中大臣勾结弄权舞弊。

等孔有德进入广西后，他一见隆武靠不住了，立刻投靠新主，甚至想要拦截抓捕隆武帝献给满清，从这一点上看，他比郑芝龙有种多了，郑芝龙出卖隆武的时候，还只敢撤兵让清军自己去抓，甚至还提前悄悄的通知了隆武皇帝，可这个陈邦傅却毫无顾忌，偷袭隆武皇帝不成，将他随性的大批宫女家眷却抓住了，全都献给了孔有德。

李定国收复广西之后，立刻将陈邦傅父子邦去交给了孙可望，孙可望将他剥皮充草，理论上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李如月此时昧着良心，硬说陈邦傅是大明勋臣，孙可望杀陈邦傅是擅杀勋臣，如果光是给隆武帝≠，表忠心也就罢了，隆武帝为了保护他扣住了他的奏疏后，他还自己抄了一份，交给孙可望。

这种行为就完全是挑衅了，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后世的人恐怕会很费解。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名，如果是为了向皇帝示好。他绝对不会这样做。要知道陈邦傅可是险些抓住隆武的。那可是将朱慈焕小皇帝的心伤的透透的；而他不但上书弹劾，而且还让孙可望知道，完全摆出一副不怕死，不怕孙可望的架势来。

最后孙可望剥他的皮的时候，他还大呼过瘾致死骂不绝口，说用来填充他的皮的茅草根根是文章，节节是忠肠。

这种人，在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在大明朝尤甚，为了求一个直臣之名，东林党可没少直接骂皇帝，就是希望皇帝打他们一顿，哪怕杀了他们也不怕，有时候把皇帝气的半死，却不肯打他，直说这厮就是骗庭杖的，打了就是给他扬名，只会赶出朝堂了事。

这种人物。为了求名，也是蛮拼的。

不过他们还真的没有其他方式搏名。要本事没本事，不能像于谦那样挽狂澜于既倒，除了一手道德文章，和一张谁都敢骂的嘴，实在是不会做其他事情了，也只能如此。

杀了李如月之后孙可望跟隆武朝廷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起因是一群文官看到李定国和孙可望交恶，同时对孙可望对待朝廷的方式不满意，担忧孙可望会谋朝篡位，于是撺掇皇帝写密旨诏李定国勤王。

孙可望绝对是一个枭雄，以前弘光皇帝在南京的时候，隆武皇帝在福建的时候，杨潮和郑芝龙都感到很不舒服。

因为杨潮和郑芝龙是要脸的，而孙可望不要脸，弘光帝在南京时，基本上拥有一个皇帝的所有权利，隆武帝在福建的时候，文官集团依然控制着福建的粮赋。

可是隆武跑到了贵州，最后招纳了孙可望，封孙可望为冀王之后，孙可望派兵进入贵州，并且打着隆武皇帝的旗号，将整个贵州的明军和土司统统收编，但是隆武一直被安置在安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千户所，本名安隆司，隆武驻跸在这里后，掩耳盗铃的将这里升格为安隆府，但是改名改变不了这里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凉景象。

孙可望不但不让隆武皇帝搬到昆明或者贵阳去，反而派出心腹大将“保护”这里，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

不供给隆武帝足够的钱粮，每年给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永历君臣、随从支用。但是皇权社会，一个皇帝的号召力还是很大的，一路寻找跟随隆武的文武官员有五十余人，但是他们很多都是举家跟随皇帝，加上少数兵丁，随从人员和家眷，达到了二千九百余人，显然这点钱是完全不够用的。

隆武皇帝告诉孙可望的官员说不够用，人家根本不搭理他。范应旭、张应科“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完全把皇帝当成了杂役一般对待。

反观孙可望自己，在昆明则大建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

孙可望将隆武皇帝朱慈焕圈养起来后，打着他的旗号，不费一兵一卒就吞并了贵州，打下了湖南，此时孙可望大权在握，心中越来越感到有这个皇帝在他身边让他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