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正义之师（2 / 2）

黄钺也接到秦州送来的警报，便道：“咱们害怕清军退到青海新疆主要是害怕拖延时间，并不担心最终解决问题。清廷却要考虑最终的根本出路。退到青海、河西、新疆，无论打正规战打游击战，长庚、升允和北京的朝廷都觉得前途可怕。说来说去，在兰州决战是一个行之必然的事情……”

李想边听边摇头，几个人话中还没有说到最接近李想所担心的情形，或最容易向李想所担心的情形发展的方案，其实清军如坚守兰州，胜，限于兰州地形，反击无战果，败，背水只有一座兰州黄河铁桥作退路，弄不好有灭顶之灾，清军只有将主力撤到黄河北岸，南岸兰州只做一下牵制消耗性的抵抗便放弃，主力在黄河北岸沿河机动，安西军在哪里渡河，就在哪里“半渡而击”。虽然在漫长的黄河沿岸阻止优势兵力的安西军渡河不大可能，但清军可攻可守可退，与安西军周旋方式的选择空间相当大……想着，李想不禁微微一皱眉，说道：“咱们示弱，也是为了更坚定清军的反攻决心，兰州决战的决心。另外，咱们说准备鄂州政府的西征，准备兰州的决战，咱们在安定不仅是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西征路线必经之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就像宁夏和秦州之独立，这才使我们在陇东追击势如破竹。”李想说完，想想又补充一句，“特别要注意农民的运动。”

水仙儿微笑道：“放心，出师以来，政治部的工作也特别活跃。每到一地，便派出宣传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宣传民众。师政治部与地方联合召开规模较大的军民lian欢会，安西马王滩举办的军民lian欢会十多万参加，盛况空前。政治部一路上大造革命舆论，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西征的意义，宣传组织起来加入革命的道理。改组当地的会党，成立群众团体，斗争土豪劣绅，扶助工农群众。沿途均留下部分政工人员指导工作，组织民众，有的则参加当地的新政府的工作。”

“对于革命的政治工作，部队中大多数官兵是乐于接受的，但也有一些人说怪话，如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李想一跃而起，大声强调道，“对此，我们除进行教育外，广大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战斗中身先士卒，用本身的模范表率作用，影响广大官兵，逐步改变许多人的看法。”

“陕西新军挥师西征，第一次做为革命军汇合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从中受到的鼓舞和教育，是非常之大的。从出师以来，我们每天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的支持。人民相望于道，箪食壶浆以迎，送信带路，倾力相助。特别是在经过的那个被清军血洗的村寨，给部队教育至深。因为这支部队当年作为陕西新军时，就曾在此地驻防。那时由于军队纪律不好，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就跟一路上犯下血债累累的西军没有什么区别，老百姓闻风避之，侧目而视，深遭民众痛恶。在陕西独立时，已是孤立无援，红薯煮饭，风餐露宿，生活十分困苦了。而此次作为革命军旧地重返，官兵还是当初的那些人，但由于政治工作的作用，纪律严明，扶助农工，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礼遇。官兵们第一次感受到唤起民众的力量，感受到正义之师的光荣，无不感慨万分。”张凤翙想起这事，眼眶立刻湿润了，一边擦着眼角的泪光，一边说道：“我们此次出发由西安到安定，沿途可见这种欢迎。并不是因为我们初到或官大或害怕我们，不得不出来应酬一下。确是有意义的，确是认识我们是真正保护他们，为他们谋利益谋解放的，是很诚恳而出于自愿的……这是何等荣幸的事。”

这是真情实感，李想由不得心里一热，一腔高兴化作了感慨，盯着张凤翙，良久才道：“是啊，这些人民群众出来欢迎、支持、援助革命军，正是由于部队作为正义之师士气高昂，遵守叁大ji律八项注意。我们除了行军打仗之外，按照军里的宣传大纲，继续不断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激励他们认识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革命军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出征的。要求不扰民、真爱民，搞好军民关系。还有政治部在各地的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宣传也功不可没。”

从样是从陕西新军走过来的张云山也忙拭泪笑道：“民心，有这样的民心，革命能不成功？”

李想凝视漆黑的窗外，缓缓说道：“这片土地上，那些土豪劣绅，封官荫戚，鱼肉百姓。千千万万的农民终日起早摸黑种出来的血汗谷填不满地主的血盆口，祖祖辈辈当牛做马住着难遮风雨的茅草屋。也正是他们悲惨的遭遇，苦难的经历，造就了甘肃农民的革命精神。”

马鸿逵早己在凝神静听了，思量半晌，缓缓说道：“甘肃农民多年来受着清廷和列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苦不堪言。自同治以来，差务络绎，以大军之出征……沿路州县强拉民车，所需之费仍按亩均摊。盖有经管局绅，假公济私格外科派，不肖书差，以少摊多，从中侵蚀，流敝百出，小民不胜其扰。商人缴纳的税额也比原来增加了好几倍。开始全省认解赔款银数以加征罂粟、烟酒等税补额，但地方官吏则以“摊派”为名，加征者远远超过于此。当时各府、州、县的商税则“筹解赔款始，一律加增”。茶厘则“于赔款案内奉文加抽厘钱一成，计每票加抽银一两二钱”。盐厘往日每觔抽厘五文，因赔款“每觔加抽三文”，又牙帖“认解庚子赔款各有增加”。另外，在百货中推行的“统捐”，更是加征加税的又一苛政。所谓“统捐”，即将原厘金关卡裁撤，另设一总局，专司其事，凡百货均由总局“收捐给票”，经过局卡，查验放行，不再重缴收捐。这首先在光绪三十一年从大布办起，光绪三十三年重加厘订，在所有百货中推行。从表面看，这似乎使税收统一，有利于商民，但实际上它是官府巧取豪夺的手法。自推行统捐后，“凡出入各货，……汁收款视昔年大有增加”，“大布统捐，百货统捐，而收税款较前加倍”，庚子年后，升允和长庚在甘肃地方政府秉承慈禧“懿旨”而推行的“新政”，使旧有的官僚机构更加臃肿，新添的机构经费又无着落，加上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也大大加重了各阶层人民的负担。列强的掠夺和清朝政府的搜刮使甘肃民众生活极端困苦。社会上到处呈现粮价踊贵，比户枵空，廒会单覂，民无所得食，饿莩满道，鸿雁哀鸣的凄惨景象。再加上当时灾荒频仍，致使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贫家小户灶无炊烟。往往夫妇对缢，室如悬磐，亦无人掩埋，其生者各自谋生，父鬻其子，夫离其妻，哭声震野，耳不忍闻。这逼真的反映了当时甘肃各族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景。“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多税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这首歌谣便是甘肃民众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想心里沉甸甸的，想起这些就觉得特别累，只说了句：“明天我们一起去参加政治部举办的动员大会，去看看我们肩负的使命。”便命众人散了休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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